保存于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杯，是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尺寸最大的，并且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国家级的珍贵文物。

这件战国水晶杯于1990年在杭州被发掘，其外观与现代玻璃杯极为相似，因此被许多人誉为最具“穿越感”的文物。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又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就此对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前馆长杜正贤进行了专访。

以下为访谈的主要内容摘录：

中国新闻社记者：作为战国水晶杯的发掘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特质及其发现过程？

**杜正贤：**战国水晶杯是一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高15.4厘米，杯口直径7.8厘米，杯底直径5.4厘米，圈足高2厘米。其造型为敞口平唇，杯壁呈斜直状，底部为圆形，圈足向外撇出。杯体通体透明，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纹饰。整体造型简洁却制作精良，器表经过抛光处理，杯底和杯身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天然结晶。

这件战国水晶杯的发现地点位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今杭州市拱墅区），当时该区域有一座工农砖瓦厂。1990年下半年，我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期间，有当地村民反映在砖瓦厂取土区域发现了一些古代瓷片。我们随即前往查看，确认这些是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片。结合此前该区域也曾出现过同时期瓷器的记录，我们判断此处可能存在战国时期的墓葬。尽管当时有观点认为该区域已被挖平，但我根据发现的瓷片推测，这些仿青铜器制作的瓷制编钟应是后期祭祀活动所留，而非直接来自墓室。并且，既然出现了祭祀器和礼乐器，就意味着这里可能存在一处大型墓葬。在当时负责人的支持下，我们于10月底正式启动了考古发掘工作。

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发现木炭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因为在那个时期，许多大型墓葬都会使用木炭来防潮。考虑到随时可能发现文物，我们随即改用竹签进行清理。

起初，我们发现了瓷器和陶器。后来，我在土层中偶然瞥见了反光，便沿着杯壁小心翼翼地“抠”了出来，最终发现这是一只水晶制作的杯子。我们对其进行了妥善保护，甚至没有取出杯子内的泥土。

尽管墓葬中的棺椁已经消失，但除了战国水晶杯，我们还出土了一些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器、玛瑙等小型随葬品。然而，战国水晶杯的出现无疑是最令人震惊的。不久后，我将其带到北京，请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鉴定。两位专家仔细研究后，均称赞其“神奇”，并建议我们咨询地矿部门。

当时的浙江省地矿厅反馈称，目前在中国难以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但无法排除古代是否存在的情况。最终，我们结合权威专家的鉴定意见，以及对杯中泥土进行的孢粉分析、对墓葬中的木炭和陶器进行的C14、热释光等测年分析，最终确认此杯为战国时期的器物。

中国新闻社记者：战国水晶杯为何会被许多人视为“穿越之物”，其“穿越”和“神秘”感源于何处？

**杜正贤：**对于公众而言，战国水晶杯的“神奇”之处在于其器形与现代人使用的杯子极为相似，不像是一个2000多年前的物品。甚至有人猜测这可能是盗墓贼遗留下来的“玻璃杯”，因为“它和现在喝啤酒的杯子几乎没有差别”。但实际上，如果用手触摸战国水晶杯，会明显感觉到它与现代啤酒杯的材质不同。其手工制作的杯壁更厚实，与现代工艺玻璃杯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考古学界的角度来看，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谜团”。首先是“材料来源之谜”——战国水晶杯的原料是一块高纯度水晶，即使在今天，国内外也难以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因此其古代来源成了一个谜。其次是“取芯工艺之谜”——水晶硬度极高，加工难度大，而杯子又是内收的外壁，上宽下窄，因此，究竟是采用了类似玉器制作的管钻法，还是运用金刚砂进行打磨，抑或是其他方法来制作其内壁，至今仍未确定。第三个谜团是“抛光技艺之谜”——外壁的抛光相对容易，但由于杯口向上，而内壁和底部空间狭窄，普通人的手难以伸入，古人是如何将内部打磨得如此光滑平整，也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因此战国水晶杯堪称一件“孤品”，这三个“谜团”也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新闻社记者：战国水晶杯的墓主人身份是谁？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杜正贤：**这座墓葬内未发现棺椁，出土的随葬精品共有34件，除了战国水晶杯，还包括玛瑙环、玉虎以及原始瓷编钟等文物。学术界目前更倾向于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后，楚国派遣到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

这一判断基于几个方面：首先，墓葬相关物品的年代测定与这一时间点大致吻合。其次，这座大墓的几个特征与此判断相符：墓道朝向山头，这在楚国墓葬中较为常见；墓中的二层台和排水沟等设施，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较为少见，但在楚文化区域则屡有发现；再者，墓葬出土的许多器物，如原始瓷器、编钟等，仿楚国风格的特征较为明显，例如琉璃器在越国非常罕见，但在楚国却较为常见。

我认为，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技术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造型与现代杯子大致相同，这在设计上堪称奇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水平。在制造技艺方面，前文提到的取芯和抛光之“谜”便是例证。从一整块高纯度水晶中制作出战国水晶杯，其手工技艺之高超令人惊叹。

此外，对战国水晶杯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水晶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开始应用，通常多用于制作挂件。战国水晶杯没有雕刻纹饰，推测其用途为饮水或饮酒的实用器而非礼器。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从水晶的应用角度，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

中国新闻社记者：战国水晶杯的“谜底”何时、又将如何揭开？

**杜正贤：**从目前来看，战国水晶杯是独一无二的。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的水晶制品。阿富汗曾出土过一件尺寸更小的水晶杯，但由于体积小，制作难度相对较低，且制作年代晚了数百年。因此，战国水晶杯的“身世”之谜，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中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更多同类考古成果，通过更多资料的对比分析来获得更多线索。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战国水晶杯也可能蕴藏着“惊喜”。目前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浙江地区，已很难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原料。它当时是中国本土生产，还是从国外引进，尚不得而知。在材料源头方面，如果未来能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我们就有望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更多当时的人口迁徙特点，以及中国区域文化交流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

受访者简介：

杜正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现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系主任，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