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成功发展，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何能够成功？中国共产党又为何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中国的发展经验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哪些借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者、作家米夏埃尔·盖格尔，请他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与经验。

盖格尔长期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持续关注中国的实践发展。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曾组织德国专家学者出版了《中国百年》（中文版为《点赞中国》），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成就。

访谈嘉宾：

• 郭梓云（本报欧洲中心分社记者）
• 米夏埃尔·盖格尔（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者、作家）

“中国正探索一条令人振奋的全新社会发展模式”

记者： 您为何对中国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盖格尔： 我研究和观察中国已有约20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发展道路的书籍。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是因为中国正在开辟一条令人兴奋的全新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尚未尝试解决过如此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这种探索触动了我，也成为了我研究中国的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意味着共产党人需要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空间。实现这一目标并找到可行路径极其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曾有人质疑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但中国的实践正在证明其有效性，这也促使全球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记者： 您曾表示，“理解中国道路，不能局限于‘西方思维’的框架”。传统的“西方思维”在理解中国道路时存在哪些误区？

盖格尔：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大国，其复杂性和多元性显而易见。然而，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往往倾向于放大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而忽视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好比一瓶水，有人看到的是已装满的部分，有人却只关注剩余的空白。我认为，这种认知偏差与社会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主体性，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更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协调，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强调共同发展。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导致部分西方观察者习惯于用自身固有的经验来评判中国，从而未能看清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

记者： 您出版《中国百年》的初衷是什么？

盖格尔： 中国发生的一切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学术界经常探讨，中国取得的成就，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中国近代史，从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再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直至实现国家快速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习惯于批评中国，他们似乎还在担忧“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们有责任，哪怕只是尽微薄之力，从不同视角讲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向西方国家介绍他们。出版《中国百年》，正是希望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

记者： 许多国家都曾尝试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为何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盖格尔： 关键在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极具创造性的思路处理各种矛盾。

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兼容。当时，欧洲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尝试协调这两种经济模式，但受多种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成功推行。中国则大胆突破固有框架进行实践，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实践突破，如今已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都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尤其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设计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创新性地破解了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难题。可以说，中国的实践真正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要义。

记者： 您曾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投资回报率”。如今，您如何看待这一“投资回报率”？

盖格尔： 客观评价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完整历程。如今，“投资回报率”已不足以形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取得的成就。我更愿意将其比作——马克思主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和激活了这套理论本身。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自身的经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次成功探索。

尽管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但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两者的融合不仅可行，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能够将当下的时代背景与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结合，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的经验值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研究和借鉴。

记者： 中国悠久的文化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土壤和养分？

盖格尔： 我之前提到了中国对集体的重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国家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并根据各地旱涝情况调配水资源以保障整体农业生产。这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强调人的责任和积极作为。

马克思同样高度关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将实现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置于重要位置。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对话，并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独特的发展基础。

“人民至上已融入中国共产党血脉之中”

记者：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体现在哪里？

盖格尔： 即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清醒务实的态度，从不宣称掌握绝对真理，也从不输出发展模式，要求其他国家照搬其发展道路。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总结经验，并持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他们始终主动进行自我革命。作为一个长期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以务实的精神妥善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种自我净化能力，既能及时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整治腐败问题，也能使政党持续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还拥有长远眼光。中国共产党人对时间的理解不同于常人，他们的思考并非以年为单位，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这种耐心、定力以及长期规划能力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记者： 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

盖格尔： 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之高，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党“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持续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实际需求，并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人民群众，从人民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再将解决问题的经验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过于依赖理论文本，希望直接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而未能充分倾听人民的真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能够不断调整自身、回应人民关切，这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群众，“人民至上”已融入其血脉之中。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值得支持，并非依据抽象的理论，而是看自己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以中国的减贫事业为例，我了解到，有数百万名党员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深入最贫困的地区，了解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

记者： 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渡河”智慧？

盖格尔： 我非常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本身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一步步摸索验证。摸着一块块“石头”试探着前进，有时不得不及时调整方向，才能抵达对岸——这种务实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德国，我们常说“一场比赛的结束，是下一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已经克服了无数困难，渡过了很多河流，前方还会有新的河流出现，中国需要继续“渡河”。过程中或许会遇到新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已用其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破浪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

记者：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盖格尔： 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小康，更为世界各国在思考新问题、开展思想交锋、探索现代化道路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例如，如何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这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些极力推崇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遇到了问题，这说明市场并非万能。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在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自主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了解如何在不丧失自主权的前提下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中国的长期规划能力也值得学习。中国连续制定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公开宣布要达成的目标，每五年都会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并根据实际进展及时调整优化规划内容，以确保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这种做法值得各国借鉴。

记者： 面对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战争不可避免论”等论调持续蔓延。中国在化解国际分歧、维护和平稳定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

盖格尔： 在我看来，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竞争逻辑的道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扩张和对抗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大国可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当前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对抗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始终强调划清原则底线，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在复杂局势中努力寻求平衡，这体现了成熟的战略智慧。这种平衡之道，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相契合。真正高明的政治智慧，并非在对抗与妥协之间做简单选择，而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长远稳定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记者：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方案，对世界有何意义？

盖格尔： 我尤其欣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看来，它是对和平共处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平共处意味着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前提下相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进一步强调，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之间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需要相互依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重要思想。